清末的青年男女开始有结婚的自由，相应地也争取到了离婚的自由，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。闵杰在《百年潮》撰文，对此作了生动的介绍。
中国古代，男子有休妻的权利，女子却无离婚的自由。丈夫休妻有“七出”、“七去”之说，为人妻者只要沾上其中的一条，便可任意被打发回娘家，永远蒙受被休的耻辱。所谓“七出”是指：“无子，一也；淫佚，二也；不事舅姑，三也；口舌，四也；盗窃，五也；妒忌，六也；恶疾，七也。”“七去”与“七出”内容差不多，从封建礼数的观点解释了为何要休的理由。丈夫休妻后，还有妾在，还可再娶继室；妻子被休后，很难再嫁人，即使改嫁，也被称为再醮妇，终生遭人歧视。
到了20世纪初年，情况已大不相同了，一些知识女性勇敢地对家庭包办的婚姻提出异议，未受过教育的妇女也打起了离婚官司。
1903年，无锡一位姓宣的女郎由她的哥哥作主，许配给当地一位姓裘的举人。女郎当时在上海一所女子学堂当教师，临近举行婚礼时哥哥才通知她。女郎不愿，与哥哥争执无效，便直接写信给那位举人。她写道：“婚配之事，我国旧例必有父母之命，欧律则听本人意见。前者行聘之事，乃家兄一人之意，某至今方始知，万难为凭。若必欲践约，某当死入裘氏之墓，不能生进裘氏之门。”她语气坚定，道理充足，裘举人也通情达理，双方便解除了婚约。舆论界称这件事为“女权发达之嚆矢，婚嫁文明之滥觞。”
清末婚姻自由中的一种特殊情况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婚恋自由。由于中国和欧美、日本等国的法律条文中都没有本国人不准与外国人结婚的限制，所以中外男女接触久了，双方产生的爱情，便能够冲破习俗的压力而结合。如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是一个开明的官僚，娶了一位外国妻子。1902年，他的二儿子娶了法国女子地拿斯，1907年他的女儿德龄嫁给了上海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美国人。虽然当时清代法律对中外通婚没有限制，但人们的观念一时还难以适应。德龄因为长期在欧洲生活，知道西方许多新鲜事，回国后被召入紫禁城陪伴慈禧太后，她据此写了《清宫二年记》，目的在于抬高自己的身份，引起这位美国人对她的兴趣，以便于嫁给他。
当时中外通婚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：中国人娶外国女子比较多，而中国女子嫁给外国人比较少。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当时出国人员和留学生中，男性占绝大多数，女子与外国人接触很少。第二，更重要的是，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远比男性严重，一时还难以完全打破，认为女子嫁洋人是丧失民族尊严，丢中国人的脸。有关德龄婚事的种种猜测，就是这种卑琐心理的反映，若不是她父母的开明，德龄是很难嫁给美国人的。
实际上，不仅中国人有这种观念，在中外通婚过程中，英、美人也同样有这种心理。1899年，在广东的女传教士哈尔佛生嫁给当地华人蓝子英。婚礼将要举行，广州两个美国人写信给美国驻广州副领事，要他出面阻止，并卑鄙地提出，这位女传教士一定精神不正常，应该请医生为她诊治一下。美国副领事接到信后回答说：美国法律没有不准美国公民与华人结婚的条文，不便出面干涉。因此，这对中美恋人才得以结秦晋之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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